这是江泽民为纪念古田会议75周年所题“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说起“里程碑”，其中有一段人民军队的元勋、老一辈革命家艰辛求索、青史留名的故事。
　　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在井冈山会师后，改编为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他们率领红四军，打出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局面。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环境及部队成分的变化，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滋生、漫延，甚至有人对党代表制度也产生

了动摇。尚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内部，由于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对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意见不一。毛泽东指出，问题的实质是要不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但在当时并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尽快结束争论，由陈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会上代表们有的批评朱德，有的批评毛泽东。陈毅无奈，只好采取折中调和的办法，对毛泽东、朱德各打五十大板。此后，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工作；陈毅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电示前往上海，出席军事工作会议；朱德一人主持红四军，疲于应付打仗，部队一度放弃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和工作，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更趋严重，由此也致使红四军转战东江失利。实践使部队中包括朱德在内的一部分人认识到毛泽东意见的正确，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但坚持搞清是非的毛泽东没有回来。
　　在上海期间，陈毅向中央客观、全面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他坦诚地说：“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同志，前委书记仍应由他担任。”他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后来编入周恩来选集的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信中总结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肯定了红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它在全国红军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要求四军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指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这封信和周恩来指示请“毛泽东复职”的重托，转辗返回，并向朱德传达了中央的意见。朱德当即表示拥护，说：“过去的东西我收回，请毛泽东回来。”第二天，陈毅亲自前往闽西面见毛泽东，诚恳地说：“我和朱德同志都希望你早日回到前委书记的岗位上，我今天是特地接你回去的！”毛泽东十分感动。
11月28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回，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从南昌起义两年多来的斗争实践，批判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了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全党全军的重要性，在有关红军性质、宗旨、任务等一系列建军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了明确而正确的结论。代表们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以及《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士兵决议案》等五项决议案。会上，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从此基本结束了长期存在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增强了团结，划清了红四军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而使中国红军真正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关于这段情况，朱德自己曾回忆说：“直到1929年12月在毛泽东领导下召集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军的正确路线，纠正了部队的错误思想，这才挽救了部队的危机，使红军的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而我也就从错误方面转变到毛泽东的正确方面来。”（孙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