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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影及为读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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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热心的朋友为我在重庆图书馆查找到了一本《游击战术纲要》，这是我在1938年写的书，上面印着：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作者：陶剑青（我当时用的笔名）。
相隔50多年了，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书。这半个世纪后的馈赠，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不禁又回到那中国人民蒙受战争灾难的日子。
那是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幸存者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还没有得到喘息，就要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出自对国家民族的全局利益，红军同意改编为第八路军出师抗战。
这时我才19岁，刚从红军大学调至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随营学校，开赴抗日前线，驻扎在山西五台苏子坡。所谓随营学校，就是部队扎营在哪里，学校就办在哪里。1937年至1938年间，大批东北、平津、山西各地知识青年奔向革命，投入抗日战争的队伍。此时，抗战前线亟需大批军政干部，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同志经过随营学校的政治、军事等培训，即开赴战场。我当时在学校任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十八集团军收到一封来自国统区的信函。信中希望八路军能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落款是“三联书店 邹韬奋”。其实，这就是国民党方面通过关系向八路军索要军事理论教材。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把邹韬奋的函件交给我，说：“正好你教这一课，就由你来写吧。”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索取游击战教科书也是大势所趋，我们的游击战打得就是好！红军队伍就是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自身经历就是一本游击战的活教材！当然把战斗经验写成书， 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在那动荡的岁月里要坐下来“爬格子”，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手里除了一本苏联的小册子和听过报告的记录外，再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
万事开头难。记得我拟过十多次提纲都毁了，直到最后满意为止。由组织先把提纲和写作计划寄到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得到同意的答复之后，便采用完成一章，寄出一章的办法，并且是自己誊写的，自己画战略图解和各种表格，自己校对，可谓孤军奋战！每章书的寄出，都是煞费苦心，先由同蒲路最南端的风陵渡辗转送到西安，然后空运到重庆。历经三月有余，写成17万字的书稿，分15章。除总编外，还包括游击队的组织、作战方针、任务、侦察、警戒以及行军宿营、遭遇战、退出战斗、通信联络和后方工作等内容。书后还附录了我军四位高级将领的短文，即《抗战经验》（林 彪）、《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郭化若）、《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的应用》（刘伯承）及《论平地游击战》（萧克）。 |
在书的序言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攫取了东北、华北以后，现在已伸入到华中以及华南了。中国人民在他经济政治暴力压迫下，已陷入极度贫困、屠杀的悲惨境遇之中，这样不能不使广大的中国民众为自身生命财产，以及民族存亡而从事自卫战的形势，便开辟了持久消耗战与游击战的源泉……”（原文）。序言表达了我们这一代军人为保卫祖国而奋战的决心。 
从我接受写书任务到完稿，部队辗转于山西五台苏子坡、榆次、汾阳、孝义、盂县、交城、文水各战地，驻扎时间最长的算是在洪洞县（约两个月）。我带着这本未完成的书稿，随时准备着转移或投入战斗。
书的最后一章，是在洪洞县寄出的。没想到不久竟接到出版社寄来的稿酬，是一大捆邮票。国共合作期间邮票是通用的，甚至还可以当作货币作用。那时生活十分艰苦，拿着这笔“稿费”，我和同志们在洛川城上小馆子改善了一下生活，用完餐后掏出邮票当钱付款，也竟然可行，引得同志们开怀大笑。
《游击战术纲要》一书在重庆正式出版后，因道路、通信被日寇截断，同出版社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见到自己写的这本书是什么样的。
在黄埔军校70周年纪念会上，一位从台湾来的国民党老军人对我说：“1938年，国民党在湖南南岳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当时学的就是《游击战术纲要》一书。”
我问他：“可记得此书作者。”
“陶剑青先生”。
我说：“正是鄙人”。
这位80多岁的国民党老军人连忙起身拱手：“你是我的教师”。
50多年过去了，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蒸蒸日上，可在那时我们的国土上贫穷落后。我要告诉人们的是：沉睡在图书馆的这本书，著作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也曾在炮声隆隆的战场上为反法西斯抗击日寇发挥过作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游击战术纲要》一书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带给我对戎马生涯的回忆是无穷无尽的……（陶汉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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